网络平台可建谣言联合惩戒机制******
调查动机
“德尔塔奥密克戎共循环”“一景区6名阳康游客心衰死亡”“北京自来水阳了”“由于疫情原因快递业1月8日停业”……一段时间以来，涉疫网络谣言四起，歪曲国家防疫政策，消解群众抗疫信心，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近日，中央网信办通报涉疫谣言典型案例，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从严查处发布谣言的账号主体，同时欢迎有关部门和网民积极参与举报，提供有关线索，合力铲除网络谣言生存土壤。
涉疫谣言为什么屡禁不绝，一些谣言为何辟谣后又卷土重来，如何开展有效整治净化网络空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文丽娟
“阳康，不等于健康了，昨天老君顶滑雪的死好几个，都是阳康的，一剧烈运动突然心衰了。”近日，网传“秦皇岛老君顶景区的‘阳康’游客心衰死亡6人”的信息引发关注。后经调查，该消息为虚假信息。目前，造谣女子马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从“今晚全城大消杀”到“自来水加大氯气注入”，从“核酸采样有毒”到“口罩原料会导致肺结节”，从“一阳性男子被吊车转移”到“某地用集装箱运转阳性患者”，从“自来水阳了会传播病毒”到“可以挑个温和毒株感染产生抗体”……
《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每过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各种涉疫谣言都会“更新换代”，他们有的是故意歪解、虚构防疫政策，有的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进行伪科普。因为和疫情相关，这些谣言很容易迅速吸引眼球，获得大量关注和转发，导致不少人因此产生疑惑、焦虑、恐慌等情绪，甚至干扰了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整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间，必须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完善信息审查和研判机制，源头控制涉疫谣言发布；要依法严惩造谣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刑事打击。
网络涉疫谣言不断
造谣者靠引流赚钱
今年元旦，一早打开社交软件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市民尹康发现，自家社交群和朋友圈中又出现了好几个已经连续被辟谣的谣言。
假期结束上班时，还有同事拿着一瓶二锅头“神秘兮兮”地对尹康说，高度酒可以预防新冠感染，你要不要来点。更让尹康烦心的是，原本肝肺不好已戒烟戒酒的爷爷看到这些消息后，立马向家人闹着要抽烟喝酒……
尹康说，像这样的谣言虽然多，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由于传播速度太快、范围太广，还是有部分人，特别是不少老年人愿意相信。此外现在还有很多谣言都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语气言之凿凿，一般人很难分辨。
前不久，微信安全中心公布了2022年朋友圈流传最广的十大谣言，其中多条与疫情有关，比如“采样棉签”上有试剂有毒、疫情期间每天可领取补贴、千金藤泡水喝可预防新冠病毒等。对江苏省南通市的潘莹来说，这些谣言她再熟悉不过。
“这十大谣言，我家里长辈都往群里转发过，这几年我一直走在辟谣的路上，费尽口舌告诉家人这些都是假的，但谣言一直都有，尤其是有关疫情的，这个被辟谣了那个又来了，一些被辟谣的谣言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而且每个谣言不管多离谱家里人总有相信的。”潘莹说。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XBB的消息甚嚣尘上。最新消息显示，上海已经监测到新毒株XBB.1.5传入。目前，网络上关于XBB.1.5的传言很多，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流传一张截屏称，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毒株都是XBB.1.5的弟弟，XBB.1.5主攻心脑血管，并会引发拉肚子，建议公众准备蒙脱石散、诺氟沙星、补液盐、益生菌等。上海辟谣平台表示，该截屏夸大了XBB.1.5的致病性，而且不排除别有用心者借此推销产品。已有多名医生提醒，不要随意服用截屏里所称的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药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有关防治新冠感染的各类信息，总是会占据社交App、网站等网络平台醒目的位置，其中也包括不少新老谣言，而且涉疫谣言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公众情绪和需求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对新冠感染产生错误认识，在预防、治疗新冠过程中采用错误手段，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法治网舆情中心曾对高热涉疫网络谣言进行舆情分析，发现社交平台成为涉疫谣言“培养皿”，多数涉疫谣言来源于社交平台，主要通过聊天群、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扩散，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为传播主阵地。这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圈具有私密性、封闭性、集聚性等特质，熟人关系链传播的私密性，使得信息生产、转发的过程难以被追踪，同时谣言可信度和转发量大大增加，进而实现跨群、跨平台传播。此外，各类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络谣言新的“策源地”，短视频拥有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增加了谣言的说服力，常常误导公众信以为真。
一些发布者为何热衷编造谣言？公安部网安局曾对此揭秘，造谣者发布的内容下方或留言评论区，都会有广告插入。流量广告主曝光和点击量越多，收益就会越多。“可以说，你的每一次点击，造谣者都能赚钱。”
尹康说，他的不少朋友和家人，都觉得随手转发这些信息可以提醒更多人，是一种正能量行为，即使是假的也不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损失，结果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让谣言范围扩大的传播者。
假借官方名头发出
平台负有治理责任
近日，一条声称来自“常州红十字会会长”的通知传播很广。该通知称，将红糖、生姜、大葱白、大蒜等熬水喝，感染病毒的概率几乎为零，山东省菏泽市的李磊也收到了家中老母亲发来的“抗疫良方”。但李磊上网核查发现，该截图早在2020年2月就已在网络传播，当时常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就对外辟谣表示，该机构以及会长都没有发布过以上信息。
“大多数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是谣言，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官方已经辟谣过，被证实就是谣言，很疑惑为什么很多谣言却屡禁不止，而且明明已经辟谣过的谣言还是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李磊说。
潘莹说，她看到很多谣言，都是假借官方机构的名头发出的。“我之前经常收到通知核酸检测、健康码变红等短信，上面写着由疾控中心发送还留有电话，他们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很多人因此被骗，导致我现在只要看到涉疫短信都会怀疑其真实性。”
“谣言实在太多了，辟谣后可能会记住一段时间，但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大多数人可能一两个月就会忘记，类似谣言再来时又难以分辨。”潘莹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看来，涉疫谣言屡禁不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涉疫信息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这背后与个体对如何避免被感染、感染后如何处理等方面的关注有关；二是与部分地区涉疫信息的发布不充分、不及时和不全面有关，因为真实信息不能满足或解决公众关注，自然就会被一些虚假信息所吸引；三是涉疫谣言信息形式上具有证实、例证或难辨真伪的特征，使得相关信息很容易被误信及进一步误传。
散布涉疫谣言，造谣者可能承担何种责任？
北京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泓强告诉记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面临拘留、罚款处罚。如果因散布谣言而侵犯了公民个人名誉权的，依据相关规定，侵权者将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此外，制造、传播疫情谣言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去年11月底，中央网信办就曾通报，针对近期疫情防控、突发案事件、社会民生等领域谣言问题，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加强监测查证，重点网站平台共处置传播网络谣言账号5400余个，第一时间溯源并关闭首发账号。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网络平台对于涉疫信息的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俊慧认为，网络平台要对信息进行分类，明确哪些属于单纯的个体经验分享，哪些属于可能产生误导的信息发布。对于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各类信息，应及时建立审核和研判机制，加强信息内容相似比例高的经验分享类审核，避免造成虚假涉疫信息传播，引发公众恐慌。对于救助类信息发布，既要保障救助类信息可以正常发布，也要避免不法分子简单抄袭套用他人求助信息进行发布，影响公众判断。
抖音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平台在例行巡查中发现，有极少数用户发布毫无医学根据的内容，例如“新冠退烧偏方——黄豆煮水喝”“艾叶和艾条熏烟可以消灭新冠病毒”“发烧时千万不能吃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等。上述内容先后被权威媒体和医学专家辟谣。对此，平台给予了持续打击与处理。2022年11月至今，平台共处理与疫情相关不实视频33.26万条，打标20余万条存疑内容。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依法打击涉疫谣言
近日，上海辟谣平台梳理了近期热传的谣言，按照“预防篇”“症状篇”“治疗篇”“生活篇”4大主题分类，并同时附上医学专家、权威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希望能为公众呈现一份实用的“防治宝典”。
记者发现，用户通过搜索“疫情”或者抖音主页切换到“抗疫”专栏，就能进入抖音的防疫辟谣专区，查看相关知识；在百度以“新冠”“疫情”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还会出现辟谣专区和全国防疫热搜榜，给用户更科学的指引。
打击治理涉疫谣言，相关部门一直在行动。
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涉疫信息，蓄意制造传播涉疫谣言，严重影响了正常公共秩序，湖北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严肃追究发布者、转发者、群主、管理员等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2年10月8日，湖北省监利市市民黄某在多个社交群散布涉疫谣言，该市市民胡某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转发到个人短视频账号再次扩散。两人的行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造成恶劣影响。监利市红城派出所组织警力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传播者黄某和胡某，对其开展普法教育，二人对该谣言进行了澄清。最终，违法行为人黄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胡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去年11月，中共榆林市委网信办、陕西榆林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打击整治涉疫情网络谣言的通告》，严禁编发不实信息，坚决抵制网络谣言，各网站平台、自媒体人、互联网群组管理员要从严审核涉疫信息来源及内容，对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信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网信、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予以打击，对相关网站、平台和互联网账号进行依法处置，并依法追究发布者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官方发布通告，涉疫相关信息以全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对未经官方证实的涉疫信息做到不发布、不传播、不评论、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已发布的应立即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社会影响。无法删除的要及时辟谣，主动向公众说明情况。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看来，目前，我国已经构筑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为主的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的法律体系，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为主的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体系，并持续开展了“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等专项行动，督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如何才能够让涉疫谣言不再“露头”？
李俊慧说，对涉疫虚假或谣言信息的精准打击和治理，需要具备真实、科学信息发布主体或监管部门与平台加强联动，具有信息甄别能力和条件的主体参与到各类平台信息发布的审核中，从源头控制谣言信息发布。此外，要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提炼用户关注焦点，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予以回应，解除或降低公众担忧。对于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胡钢建议，完善传染病疫情预警制度和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由中国疾控中心定期公布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县级以上疾控机构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疫情信息；传染病出现跨省暴发、流行时，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公布。同时，提升网站平台涉疫网络谣言精准治理能力，互联网行业协会可构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于屡次恶意发布谣言者，可进行信息限时发布或者禁止发布的惩戒。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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