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两会观察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织密医疗保障网——从地方两会看医疗惠民举措******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织密医疗保障网——从地方两会看医疗惠民举措

　　新华社记者

　　病有所医是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话题。地方两会期间，“医疗”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关键词之一。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各地两会上采访发现，各地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织牢基层医疗保障网，构建中医药发展新模式等，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我非常关注如何更好地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代表、柳州市中医医院院长周晓玲认为，应利用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促进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发展。

　　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更大程度扩容和下沉，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和引进，落实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保障机制。

　　“应加大基层卫生能力建设投入，启动乡镇卫生院能力建设项目，着力改善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设备配备，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健康服务能力和常见病基层首诊的承接能力，让基层群众享受同等的医疗服务。”湖南省人大代表、湘潭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夏红说。

　　记者注意到，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医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进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加大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力度。

　　推动医保改革惠民方面，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来，北京健全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实施医药分开、医耗联动综合改革；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年扩大异地就医联网医疗机构覆盖面，推行异地就医结算与基层医保代办服务。

　　“希望加大带量釆购力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将更多用量大、需求高的常用药物品种纳入范围，让群众拥有更多选择，进一步减轻医疗负担。”北京市人大代表、房山区大安山乡卫生院院长王金辉说。

　　今年地方两会上，中医药传承发展备受关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中医药传承和作用发挥”。

　　“应加大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等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传承，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培养县级中医临床技术骨干，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中医医院科技教育处处长闫小宁说。

　　“上海将加快打造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成了当地两会的“热话题”。“随着中医医联体的日渐成熟，中药院内制剂如何在医联体内通用，成了实践中需要突破的点。”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中医医院院长钟力炜建议，加大政策支撑力度，促进制剂研发，注重源头创新，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制剂在中医医联体内部调剂使用。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