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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穆平:俄罗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图书?******

  中新社莫斯科12月26日电 题:俄罗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图书?

  ——专访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

  中新社记者 田冰

  日前,由尚斯国际出版集团(下称“尚斯”)推出的《象形汉字》新书发布会在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举行。当日,尚斯在俄罗斯外文图书馆举行了俄文版《王蒙文集》、《朱永新教育文集》、何建明文集《上海表情》等图书的捐赠仪式。这只是尚斯在俄罗斯系列活动的一角。

  作为一家以中国图书为主题的国际出版集团“当家人”,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自己十余年来探索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市场的切身体会,以及对外出版如何走出国门的思考。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谈谈尚斯国际出版集团的成长经历。

  穆平:尚斯在2010年正式成立。但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我们已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筹备成立。

  尚斯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初创期。这期间,我对国外出版专业一无所知,几乎完全不知道出版所需巨大资金投入和销售收入的不确定性。凭一腔热情和坚信看到了海外市场空白就全力以赴。从2015年开始,经过艰苦的海外市场深耕和磨练,公司不仅在俄罗斯站稳脚跟,还开始国际化拓展,很快成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出版社,且在这几个国家的实体书店是所在国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主题书店。尚斯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占整个俄罗斯图书市场中国主题图书的47.6%,销售也占本地中国主题图书市场的33.2%,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社。

2017年7月3日,俄罗斯全俄出版商协会主席康斯坦丁·车赤耶夫向穆平颁发杰出出版商奖章和证书。受访者供图

  同时,我们在日本的出版社顺利开业;筹划中的乌克兰分公司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公司进展顺利;我们的数字化、有声书及影视译配、视听产品制作等传媒项目也开始布局。按照规划和设想,尚斯将成为一个横跨中亚和欧洲,集图书出版、批发零售、数字化、影视译配、有声图书及中国主题视听产品等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公司。

  中新社记者:根据您的了解,俄罗斯读者对于哪些种类的中国图书比较感兴趣?

  穆平:从市场销售角度来说,俄罗斯读者更喜欢中国历史、文化、古典文学这类题材的书。事实上,因为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上架销售的品种很少,所以各领域的书,即便是很专业的书,也会在俄罗斯找到适合的读者。特别是一些在读硕博研究生,对中国各类题材的图书需求较多。

2022年4月20日,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等在莫斯科环球书店联合举办庆祝“国际中文日”活动暨俄文版新书发布会。穆平致辞并推介新书。田冰 摄

  中新社记者:尚斯采取了哪些经营模式?尚斯图书为什么会获得当地读者、社会的肯定?

  穆平:尚斯自成立发展到现在,基本就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打稳扎、逐步建立和巩固桥头堡的策略。

  我们曾有一个规划,就是希望在50至100个友好国家的首都或主要城市,建立50到100家中国主题出版社,一个中国主题书店,并以实体书店为立足点,在所在国当地实体书店建立数百个乃至上千个中国书架,形成一个中国文化海外传播链。

  我们首先在目标所在的友好国家首都开设一家纯粹本土化的出版社,运营一段时间后,如果能获本地政府和读者的欢迎,并拥有一定的读者之后,开办一个实体书店,利用出版社生产内容,实体书店蓄客,并逐渐辐射所在国家的实体书店,以合作模式建立更多“中国书架”,让所在国读者能方便买到中国主题图书。

  到2019年,除了莫斯科作为总部所在地,我们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及日本的东京落实了这些计划。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

  迄今为止,尚斯进入的国家,当地政府和读者都对尚斯充满好感。从2015年始,我们各个出版分社在当地政府和行业机构的各类评选中,每年都能获得各种表彰。能受到当地政府和读者的欢迎,我认为除了整个集团团队成员工作作风踏实、业务水平专业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合法经营。公司每进入一个新的国家,首先招聘的员工一定是法务工作者。这是企业立足并长期发展的基础。比如,我们莫斯科总公司仅专职律师就有两名,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公司所有文件内容和公司活动内容,必须保证完全合法经营。否则,公司不可能得到自己员工的尊重,也没有办法得到所在国家的法律保护。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

  完全本土化经营。尚斯在所有国家的出版分社,译者、编辑、推广、财务、运营以及实体书店、后勤等全部团队成员,清一色从本土招聘的专业队伍。这样能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无论是选择翻译图书品种还是翻译、编辑内容,都能更适合本土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完全本土化,是我们受到所在国政府、行业、读者喜欢的重要前提。

  要获得国外政府、行业、读者喜欢,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营者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出版人的责任担当,要沉下心来,严肃认真地努力把每一本书都做好、做精。用心做事,自然会赢得当地广泛的尊重和欢迎。

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穆平:每次想到中国图书走出国门,我都有一种急迫感。

  简单分析十年来的俄罗斯图书出版市场,每年上架的新书品种,英语翻译成俄语的品种,每年都达到9000多种新书,最高时一年出版11000余种新书;而每年从中文翻译成俄语,并在俄罗斯上架销售的新书,2012年仅有30多种,十年来尽管这一数量不断提高,但到2022年也仅仅只有200余种。毋庸置疑,近几年国内多个对外图书译介、出版项目的设立,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和俄罗斯每年11万余种新书上架数量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和俄罗斯读者日益增长的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求,相差很远。

  我认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首先要能走出来;其次,走出来后,要让当地人买得到,还要看得懂;进而逐步实现让外国读者喜欢看。要达到这些效果,母语化翻译、母语化编辑、本土化出版发行,是必需的要件。

尚斯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受访者供图

  另外,书籍翻译,只占全书出版工作量的30%左右。一本书的翻译出版,不仅要有好的译者,既懂中国文化、又有高素质专业水平的编辑更是不可或缺。在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国家,译者的工作和编辑的工作完全独立。比如,译者只负责把书的内容准确翻译,而内容的历史事实、历史名称及历史数据,译者是不承担核实和查证责任的,这些是编辑必须做的,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名称、历史事件名称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俄罗斯和中国记载有时会有出入,这些问题都需要编辑一一核实。在我们的编辑部,编辑如果网上搜索不到准确信息,去图书馆一本一本找资料查证的事例很多,可以说去图书馆查证是编辑的一项常态工作。

  在俄罗斯出版图书,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恒心的事业。比如,我们一本20万中文字的书,按常规,从开始翻译到最终出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翻译完成后,至少需要四审四校才能最终印刷出版。而在我们大部分出版物中,花费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出版的书也不在少数。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书籍受到俄罗斯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尚斯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尚斯明年有哪些发展计划或者出版计划?

  穆平:我们2023年有很多出版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俄语版《平凡的世界》《人民的名义》,中国历史上著名神鬼怪小说《西洋记》,以及中医类的《针灸大成》等大型出版计划。这些中国当代经典文学及古代经典著作,会带给俄罗斯读者强烈的艺术冲击和美的享受。当然,我们2023年还有把更多中国影视剧译配后引进到俄罗斯的规划。(完)

  受访者简介:

  穆平,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中俄作家俱乐部董事长。祖籍陕西三原,新闻学研究生学历。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进入金融系统工作13年,后转入新闻单位从事新闻采编工作5年。2010年创办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至今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已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日本等国成立独资出版社、实体书店、杂志社、传媒公司等各类实体企业15家,成为中国文化在中亚、东欧等国最大的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奇谭》:民族的与世界的******

  围绕着《中国奇谭》最重要的讨论其实依旧落在“中国”两字,人们惊叹、赞美和怀旧所谓的传统中国式审美以及动画风格,再加上作为上影制片厂的作品,这一层意思便变得更加突出。

  对于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动画史的都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美术制片厂就曾以《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空》《哪吒闹海》与《三个和尚》等长短片把中国动画推上了巅峰,并且在国际上也大展风采。日本著名动画导演宫崎骏就曾坦言自己曾受到上影厂动画片的影响。但随着时代发展与时过境迁,其后中国动画似乎在巅峰之后走入了一条迷惘之路,在人们的无奈、期盼和失望中踽踽而行。

  也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奇谭》会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与关注。首先就是其通过各种PV宣传事先向观众解释和展现自身所做的事情,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其实也恰恰就是上影厂在60多年前,其首任厂长特伟所提出的“探民族风格之路”。因此他们一方面选择“奇谭”这一有着强烈传统意味的故事类型,另一方面在其表现形式上也再次回归所谓的中国元素,并且继承其自身传统,结合剪纸、皮影、国画、木偶、折纸等艺术形式,来制作独特的“美术片”。一些评论把上影厂的这批作品称作动画电影里的“中国学派”,其对于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技术的完美融合,以及在内容上旧瓶装新酒,让这类作品散发出自身独特的气质与韵味。

  《中国奇谭》前两集(《小妖怪的夏天》和《鹅鹅鹅》)便因其具备以上要素而受到观众和评论的好评。尤其是《小妖怪的夏天》,其浓淡相宜且极具传统水墨意味的图像结合精彩且朴实的故事,让这个短片达到了完美融洽从而十分受欢迎;而《鹅鹅鹅》则更具导演胡睿自身的气质与思想,在其幕后花絮中,胡睿也对自己这个作品进行了解释,无论是其故事的中国传统志怪,还是其在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上,也都在探索一种“中国式”的样式。或许也正因此,才使得《鹅鹅鹅》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思考和解释空间,一种“少即多”的现代主义设计观念的支撑本身就为“空/无”赋予了强烈的复杂性。

  但即使如此,如果我们稍微注意胡睿在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人物都有鲜明的黑眼圈时,他提到自己受哥特艺术的影响,黑眼圈会让人物显得更加阴郁和忧伤。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借鉴一方面不仅未破坏这一整体的所谓“中国式”的形式与风格,另一方面反而完美地提升了导演所希望表达出的人物精神与心灵状态。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在谈论《中国奇谭》时被忽略的问题,即所谓的“中国式”或“民族风格”本身与其说是一种对传统的现代运用、改造与转换,不如说是一种“集百家之长”的融合。

  而这里的“百家”不仅仅只有传统的志怪故事、小说与神仙鬼怪体系,或是国画、皮影、剪纸这类艺术形式,它还必须与现代动画技术以及优秀的故事进行结合。否则最终只能是闭门造车,而很难出现新的突破。

  在现代动画制作中随着CG、三渲二等技术的普及,许多传统动画制作方式开始被边缘化。如宫崎骏在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虽然他还在坚持传统手绘动画的制作模式,但现代技术的便捷以及其强势的丰富性,最终会让前者成为小众。而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一种现代CG动画中对宫崎骏的动画怀有一股亲密之情。画笔痕迹在动画中的消失,以及动画形式的拟人化,让这类影视艺术类型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随之改变的也还有观众们的审美品味以及情感体验。

  《中国奇谭》恰恰抓住了人们对于过往辉煌的怀念,以及在CG动画风靡之时,对于“新东西”的憧憬。这一点有网飞的《爱死机》系列珠玉在前。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能看到《中国奇谭》与《爱死机》具有可比性,首先是它们都属于作品合集,每位导演挑选自己的故事题材以及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在这两部合集中都会看到丰富的故事以及有趣的艺术表现形式。而《爱死机》中的许多作品也都在突破或说是探索新的动画可能,从制作技术、表达形式到故事等诸多方面都极具特色,如第一季中的《证人》、《狩猎愉快》与《齐马的作品》,第三季中的《吉巴罗》等。当下我们虽然只看到《中国奇谭》前三集,但其无论在选择的表现形式还是故事内容上都各有特色,接下来的几集根据流露出的海报,我们也能猜测到其中必然会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

  在关于第三集《林林》的讨论中,许多意见一方面集中在这个故事与立意本身,另一方面更多的讨论则主要围绕着这个故事是否“中国式”。因为相比于前两个短片,《林林》利用CG技术,并且在配乐中使用了大量的现代乐器和音乐类型,所以这一短片整体给人的感觉似乎没那么“中国+奇谭”。在这一类的讨论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典型的成见,即“中国奇谭”只能是“中国的”,而对于什么是“中国式”的表现形式、风格甚至故事类型都被本质化,从而导致一种十分狭隘的对民族风格的理解。在关于《林林》的讨论中我们便会发现这类观念的频繁出现,甚至在豆瓣关于这一集的讨论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与附和。

  这一类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在《林林》配乐总监马久越看来,乐器都是为了特定的故事、情绪和立意服务的,它们首先是工具。因此在给《林林》配乐时,马久越根据不同的人物、故事以及场景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中国传统的笛、箫、中阮甚至还有从敦煌莫高窟拓印谱上记载的古老声音,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西式乐器,如管弦乐、电子与合成器等等来表现打斗的场景以及林林误食后产生的迷幻晕眩之感……从这里我们便能看到,一部完美的作品注重的并非某一部分的独立特色,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不同的工具、形式和类型进行完美地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作品。

  从《爱死机》的探索到当下上影厂的摸索,他们面对的都是关于创造性的问题,而非某种极有可能被本质化为一种表面的符号或形象的东西。《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便对什么是传统的,以及什么是“奇谭”、什么是“妖怪”都表达过观点,在他看来,传统的并非仅仅只是某些特定的符号或模样,它更加是一种表现形式、气质与精神;而“妖”也早已经不仅仅只是传统志怪故事里的山林妖精,像科幻中的外星人、胡同里的小妖怪以及一切“人类对未知的想象”都可以被包含其中。在这里,无论是“传统”还是“奇谭”都已经经过现代的棱镜,被重新解构、塑造和继承,因此,我们才会真正看到丰富多彩的“中国奇谭”。

  在《爱死机》第一季中的《狩猎愉快》短片便被看做是具有东风韵味的作品,无论从故事——狐狸精,还是表现形式——手绘与CG风格的融合,两者都展现了一种人们熟悉或是被想象的“东方气质”。这一故事的复杂不仅涉及东方/西方、殖民/被殖民、自然/工业以及女性/男性,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东方主义视角。而当我们在这一提醒下回看《中国奇谭》的时候,其中是否也存在隐秘的自我东方主义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像许多关于《林林》不够“中国式”的讨论背后所流露出的意识形态,这类自我东方主义不仅未能真正解决来自他者目光的权力运作,反而进一步地沦落其中,成为完成这一东方主义凝视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比较宫崎骏的动画作品,虽然老爷子始终坚持不懈地遵从着传统的动画制作方式,讲述着那些奇奇怪怪且极具意涵的故事,但他的作品无论在其表现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并未局限在“日本”之中,反而往往具有强烈的普世性。或许也正因此,才让他的故事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即使是获得奥斯卡的《千与千寻》中充满了所谓的“日本式”妖怪和场景,但其吸引人的却依旧是它故事中表现出的普遍性情感与立意。在宫崎骏的作品中,像《红猪》和《哈尔的移动城堡》这类故事完完全全是“外国的”,但它们却依旧完美地让所有人为其中的反战与友谊而动情。

  人们对《小妖怪的夏天》之所以如此共情,不仅仅只因为它的画风,也和这个故事本身所表达的情感与意涵息息相关。而另一方面,1960年仅仅只有15分钟的《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其水墨的表现形式让这个短片本身就成为美的作品,而人们会被这样的美感染和吸引,不会因为地域或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为审美是人的基本感性能力,它本身是无目的性的,因此超越了所有的范畴而得以自足自喜。

  《中国奇谭》本身就是个野心十足的名字,而其以不同导演、不同形式来讲述和表现不同的“中国奇谭”之侧面与一隅,却也是精心设计。而恰恰是在这一强调不同、自由创造与想象中,我们或许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关于动画/美术片最独特的魅力。而如果过分局限于某种典范式的符号、形式与风格,以及自困于自我东方主义之中无法自拔,那最终只会导致中国动画活水死尽,而难以再次打开局面。

  这些年人们感叹中国动画的衰落,如今人们也在零星的动画作品中看到那些灵光乍现的时刻,《中国奇谭》带着上影厂辉煌的历史出现在当下,希望能搅动中国动画这一潭死水,重现新生。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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